纵深推进改革开放【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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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深推进改革开放

　栏目主持 本报评论员 王梓 本期主持 本报评论员 代忘

　 根据国家统计局 7 月 19 日上午公布的数据，中国上半年 GDP 达到 10 万余亿元，同比增长 11.5％，贸易顺差达到 1125 亿美元。虽然面临着 CPI 上行和外汇储备“过多”的压力，但这些基本数据显示，改革开放 29 年后，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中国经济正在继续创造奇迹。

　 通过 29 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进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齐头并进的新阶段。国有经济改革早已涉入深水区，2004 年以来的改革争论并没有阻挡改革的步伐继续迈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执政党明确的目标，顺应了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和公民参政积极性的提高。

　 6 月 2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四个坚定不移对发展大局的重要性。在新一阶段改革即将展开的关节点上，针对过去近三十年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论与现实挑战，我们应该如何解放思想，继续将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如何在总体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近日，本报邀请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为民教授，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甄小英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是为北京圆桌论坛第 140 期。

　 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

　 《21 世纪》：6 月 25 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将坚持“解放思想”放在四个坚定不移之首。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的现阶段，您觉得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如何将这些突破真正落实到改革开放之中？

　 周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前苏联模式的根本否定和全面超越。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但必须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公有制，而决不能继续拿前苏联模式的旧观念来谈这些问题。所以，在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等等基本问题上，仍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清除前苏联模式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最重要的。

　 杨凤春：对下一步改革来说，思想解放是动力来源之一，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和话语权方面，思想解放的作用可能是主要的。思想解放意味着一种物质的力量，这个力量和国家的政治、政策发生关联的途径，就是一个学风的问题。

　 在一般社会层面上需要解放思想的，不光是旧的意识形态，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也需要解放思想。那些有学问但没有常识的人，要转变成既有学问又有常识的人。学风的转换，事实上是学人的替换，一代人完成使命之后，就该让下一代人来思考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有沉重的思想牢笼。改革开放以后，西学进来，我们又在自己身上套上了很多新的精神枷锁。学界的学风要改变，要立足于生活，面向实际的问题，这样的思想解放才能落到实处。

　 具体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的认识改革，不要神话改革，应该更好的反思改革。现在的问题就是以前改革的不到位造成的。要反躬自问：究竟要什么样的发展，才能够减缓这20 多年来过度的机会主义和财富崇拜对人们的心灵幸福造成的伤害？

　 甄小英：现阶段是三个东西重叠在一起，一个是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转型，一个是我国进入人均 GDP1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的跨越阶段，第三是全面开放，我国社会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点。我们现在遇到许多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当然必须解决思想，自主创新。

　 不仅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方面需要创新，包括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改革和完善

　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要依法执政的问题；包括坚持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执政党对参政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都需要解放思想，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改革创新。

　 《21 世纪》：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也亟待推进。6 月份的数据出来，全国房价普涨，同时“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等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改革开放 29 年后，如何理解和应对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

　 周为民：把“上学难”、“看病难”这些问题，看成是市场化造成的，这种流行观点是不对的。在医疗、教育这些领域，基本的格局是政府垄断。民办的医院和学校有一点，但根本不足以形成竞争。连最起码的打破垄断都还远未做到，哪来的市场化甚至还是什么过度市场化？

　 回想一下，在一切由政府垄断控制的计划经济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有哪一样不难？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组织生产和分配，还是样样难，样样缺。要讲关注民生，市场化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放开市场以后，民生上的那么多难事还难吗？都不难了。现在几个突出的“难”，恰恰是发生在仍然由政府垄断的领域（住房难也和政府既垄断土地又不能有效提供“廉租房”一类有关）。

　 既要保持垄断，又想尽可能地减少财政负担，让垄断部门自行去谋利生财，这两个一结合，事情就彻底乱了。问题的症结是这个。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向仍然应当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是说一夜之间什么都不管了，而是说这些领域都要开放，让民间的力量进来，逐步形成有竞争的市场，形成政府举办的部分和民间举办的部分之间的合理分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面对现在的一些问题，不能南辕北辙地进一步主张强化政府干预，政府越控制越短缺。

　从改革开放之初，收入差距过大造成贫富悬殊的舆论就很强。今天进一步突出了。当然现在确实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相当突出，对这个问题是要努力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

　 但要搞清楚一点，尽管市场经济本身会造成收入差距，但现在收入与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主要不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主要还是由于一些非市场、反市场的因素造成并加剧了分配不公。讲收入差距问题要注意把收入不均和分配不公区别开来。因此，解决这样的问题，最基本的办法不是否定市场化改革，恰恰是要靠进一步推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来消除分配不公的体制原因。

　 毛寿龙：住房市场化改革带动了供给增加，很多人住上了好房子。不过，也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现在城市土地基本开发得差不多了，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增长，住房价格肯定上涨。

　 不同的时期问题的表现可能是一样的，但其性质以及政策意义却不尽相同。就住房来说，过去是公房闲置，现在是好多的私房闲置，这好像都是闲置，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公房闲置，那是腐败问题，难以解决；私房闲置，那是政府管制问题，需要进一步开放和完善租房市场和二手房市场来进行解决。目前，住房的问题是消费基本是市场化的，但供给是高度管制的市场。关键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供给的市场化水平。

　 医疗改革前，很多看不了的病现在可以看了。但基本服务没有做好。看病难跟公共服务太集中有关系。医疗服务基本是垄断供给，没有市场化有商业化，在政府高度管制条件下，天价医院就出来了。总的来说，过去既没效率，也不公平。现在效率上有增长了，但是公平性并没有增长。这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

　 政府主要工作应该放在解决公平性方面，效率问题让市场去解决，不要希望通过控制效率来提高公平性。

　 《21 世纪》：如何回应社会的平等诉求？

　 周为民：改革开放将近 30 年，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空前提高，这点必须看到。

　 旧体制下远远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第一，在旧体制下，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政策壁垒，

　把几亿的农民与城市隔绝开来，强制固定一种身份不平等，这种身份不平等带来全面的机会不平等。这个问题是改革开放后逐步解决的。

　 第二，旧体制下由家庭出身、成分上的“红与黑”造成巨大的社会鸿沟，多少人、多少大好青年，仅仅因为出身不好，就根本不能在社会上抬起头来，不要说上大学，在参军、招工等等各种机会面前都是被排斥的，甚至找不到“对象”，结不了婚。这种同样相当残酷的社会不平等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解决的。

　 第三，旧体制当中，由等级规定的特殊待遇、福利、场所是普通民众绝对不可能染指、问津的。那些特殊的商店，有特权的人能进，外国人能进，老百姓决不能进。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明确按特权分配的等级标准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为统一、单一的货币尺度所代替，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第四，旧体制下，在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中，仍然存在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这种差别甚至一度大到成为活着与饿死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两亿多绝对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

　 因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空前增长上，而且也体现在社会平等程度、人的基本权利的平等程度的空前提高上。

　 现在，分配上的收入与财产差距是要高度重视的，要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服务的方向推进政府改革并发挥政府作用等方面来采取切实的措施，各种专家学者，应当从这些方面多做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应当一再散布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不平等之类的错误论调，一再空喊笼统的公平口号。否则只会加剧社会不满和社会对立，而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杨凤春：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是一个社会进步，执政党给人们造成了良好预期。

　 现在要让各种垄断减少一点，将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调平衡一点。这意味着特殊利益集团现在的既得利益没有了。

　 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中，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就是，前二十几年的改革已经使某些特殊利益人群与特定的不合理制度关联在一起，这些人对改革的支持和反对不再是抽象的，是和特定的利益、特定人非常具体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一个反力量来抵消他们对改革的反抗，所以要强调对公众、对弱势者的赋权和增权了。

　 从国家层面来说，现在需要解决的是绝对的不平等问题。除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之外，现在基于这种社会身份的其它不平等在扩大。

　 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两方面的工作都要做，一个就是给无权和少权的人赋权和增权。另一方面要改变人们的贫富观念。政府的发展观在改变，社会公众的贫富观也需要改变。中国穷怕了，就想一下子要富起来。政府的 GDP 主义，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也是对某种社会心理和价值追求的回应。什么才叫富呢？按照现在的理解，应该是美国消费主义才是富，但这对中国来说根本不合适。中国是资源约束很强的国家，消费主义是死路一条。

　 《21 世纪》：如果以打破垄断为主要诉求，您觉得下一步改革的核心环节是什么？是政府改革吗？

　 周为民：下一步改革应当是在要素市场上深化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过将近 30 年的改革，现在的一个基本战略任务，就是要尽快推进要素市场上的改革，尽快形成健全的要素市场。一般商品市场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了，要素市场的发育完善还远远不足。旧体制那种垄断的、管制的控制方式在刚刚从形式上建立起来的要素市场中大量地

　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作用就得不到发挥。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扭曲，除了损害社会经济效率，还带来寻租腐败、官商勾结、分配不公这些很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实际上，现在几乎一切深层次问题都集中存在于要素市场。

　 讲改革攻坚就要在要素市场上攻坚，而要素市场攻坚基本问题就是政府改革的问题。行政权力的控制方式要退出要素市场，市场机制要在要素市场上充分发挥作用。要素市场问题的核心是民众财产权利，所以更基础的问题是充分承认民众的财产权利，并要有很好的法律和制度来保障它。民众作为不同要素的所有者，能够自主地参与市场，这才有一个良好的要素市场的基础。

　 形式上要素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旧体制的因素迅速进入市场，实际控制着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的改革就很难。这是一个主要的阻力。

　 再一个严重的障碍，还是旧体制的思想观念、前苏联模式的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一直存在这样的阻力和障碍。所以改革以来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地清除这样的障碍。

　 现在改革处在关键的半途，面对种种困难和复杂的矛盾。这时候，一些落后、错误的观念又重新起来，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怀疑、动摇的情绪和思潮又重新滋长起来。所以现在又必须重新回到 20 多年前所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来进一步澄清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突出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立场，全面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鲜明提出四个坚定不移，我认为是极其重要，极有针对性的。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上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推进民主法治、依法治国，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把这些当成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来赞扬，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把它们说成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指导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和否定，这在政治上是更严重的错误。

　 杨凤春：实现和谐社会就意味着政府要改革。如果早二十年进行改革，那时的阻力主要是观念层面的，不难。现在是实际利益，砸一个有特权者的饭碗很难。

　 从中国长远发展来说，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政府改革，也应是政治层面的改革。从 1990年代到现在，人们在政府领域做了许多工作，但有意无意混淆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把政治领域的问题削减了，把它变成了一个政府问题，或者是一个行政问题。政治改革与这些问题不是一回事情。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让无权者有权，权利不充分的人能够有充分的权利，让过度挤占别人权利的人退出不该占有的空间。简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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