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来讲个故事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首先我来讲个故事,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 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 ， 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本人也是上海人) ：

　自九十年代后期， 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 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

　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 一家名叫“安利（Amway）

　” 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 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 500 强、 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 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 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 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 、 被哈佛 MBA 和中国人大 MBA 列为教材案例， 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 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 正是这家巨型企业， 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 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 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

　按美国安利规定， 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 ：

　不管任何原因， 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 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 只要瓶还在， 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 是退全款！

　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 很久， 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 退货率微乎其微 (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 ， 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

　然而在中国， 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 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

　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 洗衣液倒出一半， 留用， 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 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

　在上海， 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 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 络绎不绝， 人潮涌动， 一时间， 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

　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 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 他们“全额退款制度” 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 为何到了中国， 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 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 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 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 忠实履行了 退货承诺。

　然而， 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 ：

　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 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 可另一方面， 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 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 100 万元， 还得倒贴 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

　从这之后， 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

　产品用完一半， 只能退款一半； 全部用完， 则不予退款！

　自此， 安利（中国）

　改变了其公司制度， 转变了 原先安利（美国）

　的营销模式， 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 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 中或许暗自冷笑， 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

　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 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 ， 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 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 真是太奇怪了， 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 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

　群氓。

　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 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 或是盲目从众， 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 更大的丑恶， 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 道德损害、 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 30 年前， 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 ）

　， 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 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

　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

　事实上， 这种“平庸的邪恶” 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 大大小小的事件， 层出不穷， 就在你我周围， 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

　尤其， 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 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 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 ， 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 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 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

　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

　， 到了中国， 就陷入泥潭， 不仅不能有效实行， 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 、 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 曾经说过一段话， 大概意思是：

　任何制度的设计、 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 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 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 无孔不入， 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 所以，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 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

　当然， 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 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 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

　我们的社会在发展， 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 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 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 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

　怎么可以说， 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

　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

　并且， 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 在政府部门的县、 镇一级做公务员， 多年的好友， 只要有时间， 平常电话、 网络常常联系， 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

　有一位同学就说， 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 事情不大， 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 上也不得， 下也不得， 上不敢得罪， 下也不敢得罪， 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 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

　一个外地货车， 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 我是听说的）

　， 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 因为路面不平， 翻了 车， 货袋破了 ， 黄油流了出来。

　司机急的是团团转， 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 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越来越多， 司机心想：

　这下有救了， 有人帮忙来了！

　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 并不是来救援， 竟然是冲上前装油， 一袋、 两袋……装得满满， 喜滋滋地拎回家去！

　司机惊得目瞪口呆， 却又无可奈何， 拦不住， 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 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 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 汩汩的油流出来， 不长时间， 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 这些村民手中， 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 仿佛白白捡了 天大的便宜， 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 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 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 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 要求赔偿， 惩罚那些“刁民” 。

　政府倒是挺重视， 派人前来处理， 可村民们不答应， 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 双方发生冲突， 有人员损伤。

　闹到后来， 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 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 向着外地人， 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 损伤。

　于是乎， 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 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 对两方都进行安慰， 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 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

　他在大学时， 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 侃侃而谈天下大事， 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 之类话语， 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 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 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 说：

　罢了 罢了， 在中国， 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 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 也就心态麻木，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任它风雨欲来， 我已岿然不动了 。

　农民们辛苦， 但并不一定善良； 农民们不容易， 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

　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 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 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 了 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

　这些“群氓” 们在自己田间地头、 自己狭小地盘上， 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

　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 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 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 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 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 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 或是张家长、 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 鲁迅的一句话：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 现象可谓千差万别。

　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 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 在我看来， 却并无二致， 恰恰是映照了 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

　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 还是在穷乡 僻壤的山间田边， 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 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 想着的是那点便宜， 如何才能最快、 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 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

　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 通常是从自己单位、 机关里领取退休金， 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 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

　而在中国， 许多老人去世之后， 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 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 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 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

　事实上， 这种“群体贪小便宜” 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 乡 镇， 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

　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 大呼退休金不够发， 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 证实本人还活着， 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 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 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

　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 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

　反正是国家的钱， 既然没阻止我领， 也没发现， 我为什么不领？ 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 乡镇和单位机关， 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 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 数目之多， 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 恐怕严重得惊人。

　这其中， 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 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 年年月月如此， 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 但这种“群体犯罪” 的可怖性恰恰

　展现了 中国人内心的劣根。

　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 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 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 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 ， 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 你一块， 我一块， 纷纷搬回家， 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

　我就搬一块砖头， 不算犯法啊。

　于是， 最终， 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 的行为下， 轰然倒塌， 尸骨无存！

　这， 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 深入每个人的内心， 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 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 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 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 并且， 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 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 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 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

　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 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 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 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 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 时， 我恰恰认为， 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 。

　同样是乘坐公交车， 在美国为了 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 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

　， 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 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 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 以获取奖金； 在澳洲， 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 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 否则将严厉查处， 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 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 ， 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 而有中国人却为了 整别人， 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 利用该规则， 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 同样的环境里， 美国、 澳洲可以遵守， 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

　对此， 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 雷峰塔的轰然倒塌， 归功于每个“百姓” 的功劳， 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 抱一块砖回家， 造就了 一个悲剧。

　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 的话， 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

　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 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 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

　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 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 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 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 竟然在 2005 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 2 万人的小镇， 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 1795 对夫妇离婚， 然后是假结婚、 假再婚、 复婚。

　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 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

　一、 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 但离了 婚单独立户， 就可以各分一套房， 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 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 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 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 良好的保障制度， 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 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 这再一次让我质疑：

　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 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 报道， 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 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

　“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 ， “七八十岁走不动路， 儿孙扶着来的、 背着来的都有， 一大家人， 有说有笑地排队” 。

　面对如此离婚热潮，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 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 新婚姻法又简化了 离婚程序， 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 离婚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

　再婚。

　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 最关键的是找人。

　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 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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